临近年底，经济学界展开“保6”大争论。
我国2019年三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长6.0%，触及1991年以来新低，且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GDP增速，引发各界关注与忧虑。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日在《财经》杂志的刊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更是迅速引发学界热议——
有观点认为，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以防止经济失速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宏观政策过分扩张不仅可能“得不偿失”，招致更大风险，还有可能“寅吃卯粮”，不利于我国长远发展。
宏观政策是否应该再度加码？2020中国经济究竟面临哪些挑战？12月15日，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宏观政策是否应该更加发力以维持增长”在北京举行，多位与会嘉宾就此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当面交锋。
聚焦“保6”，或为误读
“6%只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代名词。”余永定在会上表示。
“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应不应该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跌？值不值得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存在不存在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滑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他指出。
余永定想要强调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筑底趋势，企业家们普遍认为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这种预期一旦形成相当危险，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也有类似的忧虑：虽然没有必要纠结于GDP增速能否保在某一具体数值，但务必要防止经济失速可能造成的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沉重打击市场信心，而一旦市场预期劣变，恢复起来并不容易。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则从另一角度诠释了他对保“6”争议的理解。他指出，强调经济增速保“6”可能引致很多争议，但如果换个说法，强调一个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应该保“2”，可能争议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将核心通货膨胀保持到较为温和的水平是一国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而这个温和水平大概就在2%左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这个目标，这并不是计划经济思维。”在张斌看来，保“6”也好，保“2”也罢，真正要实现的都是保证价格、保证收入进而保证企业盈利和居民就业。而在我国当前环境下，温和通货膨胀率的实现就要求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张斌同时强调，刺激性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有人质疑宽松政策不利于推进改革，恰恰相反，温和物价环境能够给企业留有更多生存空间，对企业改变结构有所帮助。”
“潜在增速”，众矢之的
保“6”争议背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一种流行观点是，如今我国的经济体量与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基数如此庞大的时候，潜在增速呈现个位数增长甚至下滑到6%、5%都是正常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是如此。
近日，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就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指出，“我国近10年的回落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其团队通过研究预计，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
余永定首先表示完全支持刘世锦关于结构改革必要性的观点。但他从变量快慢的角度提出，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单位的缓慢变化的变量，解释不了以年度甚至是季度为时间单位的迅速变化的变量。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固然有用，但其计算结果仅可提供参考价值。
事实上，在《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一文中，余永定已经有此一问：“中国学者认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五花八门。有人认为8%，也有人认为7%、6%、5%。这几年大家认可的潜在经济增速越来越低，我们应该相信谁？”
在此次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上，“潜在增速预测”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CF40成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对此问题指出，关于潜在增长率的理论概念往往各说不一：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是资源有效配置时的增长率；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宏观层面的供需平衡，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压力时的增长率；也有人认为是潜在增长率是可持续的增长率，不是以牺牲明天的增长换取今天的增长。
彭文生认为，以上三个概念强调不同侧面，但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之下则是统一的——如果相信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那么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不会存在持续的供需失衡，也不会有持续的通胀或通缩，同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带来的增长也是可持续的。
“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相信是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从过去发展经验和研究文献来讲，金融的顺周期性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最大因素，金融未能有效配置资源。”彭文生强调。
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则指出，潜在增长理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理论是古典二元法的延伸产物，认为增长和波动各自独立。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已经破产，短期的波动与中长期的增长具有很大关联。再如，潜在增速理论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市场完善，其在结构调整、经济波动时期将会失败。不仅如此，潜在增长理论具有不对称性，往往对经济波动进行滤波平滑，导致严重低估潜在增速。
CF40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对此作出补充：学者对潜在增长率的估算受制于当时市场环境和政策指向，估算结果往往具有偏差；此外，所有潜在增速预测模型都无法预测到拐点，往往都会得出惯性结果。
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提出，最近“保6”争论有关潜在增速认识呈现一个特殊现象：一方面“保6”正反两方都重视潜在增速概念分析意义，利用这个概念阐述各自观点；另一方面对我国目前和未来潜在增速具体估计结果大相径庭，“保6”论正反两方基于对潜在增速估计支持截然相反观点。
卢锋认为，潜在增速估计结果大相径庭支持不同政策建议的“潜在增速之谜”现象早已存在。“以近年学界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经济增长历史表现推测我国潜在增速为例，林毅夫教授2011年采用这类分析框架，提出我国2008-28年潜在增速可能性平均为8%。2013年原国研中心刘世锦副主任团队据此框架分析提出，一两年后我国经济有望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维持‘比如说7%左右’；2015预测2015-2024十年间平均增速为6.2%；最近预测2020-2025潜在增长率5%-6%之间。”他表示。
近日，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采用相同分析视角和改进创新方法，提出我国2020-30年增速不会超过5%，更要担心能否保住4%。卢锋与刘鎏最近研究结果则显示，借鉴上述研究思路和采用更细致分析方法，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在进入上述参照经济体历史发生的从高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性回落之前，还应在较高收入阶段经历一次较为像样的景气周期，因而东亚经验提示我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持续性趋势性地下降到5%中等增速的判断仍有待探讨。
卢锋认为，破解“潜在增速之谜”不仅需要更细致的经验研究，还要在理论概念层面改进创新。他回顾我国改开时代经济发展经验，曾多次发生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中对类似潜在增速事前估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出现很大反差情况。产生这类现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增长目标研究和计划者难以事先预知后续重大改革突破，更难准确预测改革突破释放的增长效果。
例如1991年《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今后十年GDP平均增速为6%左右。实际增长情况是，最低年度增速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主要原因应是预估90年度潜在增速时，无法预测邓小平南巡推动下发生多轮改革突破浪潮，极大释放了经济潜在增速效果。
由此可见，针对我国体制演变推动经济追赶的特殊转型背景，改革——特别是对增长敏感领域改革状态，对我国潜在增速高低具有重要而显著影响。卢锋对此提出“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概念，作为观察我国改开时代历史和现实长期经济增长表现的理论参考。上述研究和计划者制定的目标增速，大体接近没有改革突破的潜在增速，实际增速则是包含了体制多轮突破释放增长潜能的潜在增速。
卢锋提出，显示需要区别“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的更典型事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执行期覆盖1981-1985年的《六五计划》，规定在计划期速年均递增要达到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即“保4争5”。实际上，由于计划者无法预判的农业改革、特区开放、个体户松绑等体制转型破冰的增长效果，五年实现的1经济增速均值为10.7%。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十八大后更加重视改革，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描绘经济体制与法治改革蓝图，在经济、社会、国防诸多领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不过受种种因素制约，某些不利于增长潜能释放的体制政策因素仍然存在，相关领域改革仍有待深化突破，对认识经济超常下行压力成因也有一定程度解释作用。”卢锋总结道。
经济形势，何为真相
保“6”争议背后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
尽管目前市场普遍预计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将调整为6%左右，略低于2019年6%-6.5%的区间目标，但与会专家对于2020年我国经济形势的预判仍存在一定分化。
余永定认为，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走势严峻，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还看不到筑底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的市场预期一旦形成则十分危险，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会上，余永定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应该加大宏观政策力度的原因：第一，GDP持续下跌引发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过程中，如果分母比分子减得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第三，就业形势表面上似乎问题不大，但实际调查研究显示，各界反映非常强烈，就业问题既是结构的、也有总量的。第四，良好的经济形势可以为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第五，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将进一步显现，需要有国内增长来对冲。
张晓慧补充表示，过去支撑我国高速发展的传统经济增长点动力不足，而信息技术等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在会上表示，经济下行时，更加需要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来激发体制内外的活力。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