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应对措施的选择
——基于巴塞尔协议III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影响与启示
摘要：金融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商业银行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行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机构必须通过严格监管措施来维护健康稳定的金融市场体系。当前，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施强监管、严监管大背景下，平稳良好的商业银行体系对保障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和欧盟两个当今重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对监管政策与规定比率的量化比较，探讨了我国金融业监管的现状以及商业银行对于日趋严格的监管措施下的应对措施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措施。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金融行业与其监管机构都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统一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即巴塞尔协议I在1988年应运而生，通过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同时对银行资本以及风险资产加强管理以消除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吸取了数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巴塞尔协议已经从巴塞尔协议I演进到正在实行的巴塞尔协议III（新巴塞尔协议），虽然新巴塞尔协议提高了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增强了商业银行资本的核心地位，创造性的设立了资本缓冲机制同时针对性的设置了杠杆率指标，但是在这些创新突破背后，巴塞尔协议II所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仍旧没有得到完全修补，尤其在顺周期的监管以及定价的系统性风险方面仍旧缺失，针对新巴塞尔协议所暴露出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已于2017年通过并将于2022年正式实施的巴塞尔协议III最终版。
针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即现在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确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和银行流动性风险四大监管工具指标，构建了适合我国银行业平稳发展的新银行业监督管理体系框架，同时在后期陆续出台了有关杠杆率，贷款损失，流动性风险以及资本管理的系列法律法规用于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监管机构已就风险管理达成共识，将风险管理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本文将比较中国与欧盟两大经济体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重点侧重于银行两业，通过对两大经济体内较大规模银行的监管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在银行业监管角度中国相较于巴塞尔协议III标准更为严苛的银行业风险监管降低了中国银行业经营的风险，但是需要一个更加健全的相关法律来维护这一标准所带来的稳健的银行业。
Kara（2013）测量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管制的严格性，提出欧盟属于高收入水平的高度发达的市场而中国属于中高收入水平的新兴市场。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在拥有较高平均投资回报或者国有银行比例较高的国家通常会采取较为宽松的资本监管标准，其次拥有较为稳定的银行业预期收益同时银行业高度集中的国家，在资本监管法规上也会趋于使用不太严格的监管方式。然而随着巴塞尔III最终版的推出，银行的风险监管体系只会日趋严苛，在统一的标准要求下，各国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只能是在已经严格的监管上更进一步。
Feng（2019）在针对德国银行业监管的研究结果表明，德国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起步早于中国，在先进发达的监管体系下，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的到了保障，同时德国在监管上还大量使用社会的监管力量。Cucinelli等（2018）指出，与采用标准方法（SA）的银行相比，使用内部评级基础（IRB）的方法进行信用风险衡量的银行能够更成功地抑制宏观经济放缓导致的信用风险的增加。在这里IRB表现出优于SA的性能，因此，文章将通过使用信用风险衡量来比较所选国家/地区的银行业法规。美国对于银行业的监管相比较欧盟和中国要早的多，1933年通过的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银行业严格划分为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以试图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这种粗暴的一刀切式的监管越来越不符合日趋国际化的竞争，最终于1999年被废止。然而在1933年银行法被废止后，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美国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上受到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专业机构的联合监管，在这种多方监管的模式下，新兴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监管没有得到有效覆盖监管，最终由住房抵押贷款贷款证券这种债务担保类证券为导火索，引发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美国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国，但是美国的银行监管比较复杂且银行体系相较于欧洲和中国有较大不同，故文章将不会针对美国商业银行进行研究和分析。
陆岷峰（2019）提到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要义，从历史上看我国每一次银行改革的重点都针对于如何防止风险，降低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行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金融行业的稳定对全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保障金融行业的平稳运行，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发展布局的根本性战略。Kin等（2013）的研究表明，放松管制措施以放松准入要求可能会削弱银行业的稳定性。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监管机构如何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然而大部分研究却忽视了现阶段我国和巴塞尔委员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根本区别，一昧的追求和高度发达经济体相同甚至更严格的监管指标却没有考虑及其严苛的银行业监管会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没有平衡好风险与收益，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文章使用中国，欧盟中较大规模银行的监管数据，在各自的法规要求上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银行业的监管要严格于欧洲国家，一方面严格的监管有效的降低了我国银行的运营风险，有效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过于严格的监管势必会造成银行大量资金的积压以满足监管需求，拉低了银行的利润率，不利于我国银行业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上行业内的激烈竞争。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指定了两种方法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RWA），如上文所述：标准方法和内部评级基础方法。全球大多数银行都使用标准方法来承担信用风险。在这种方法下，监管者设定银行对风险敞口的风险权重，以确定风险加权资产。根据标准方法，银行使用规定的风险权重表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巴塞尔协议III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的银行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对于向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ECB），欧洲委员会（EC）和多边开发银行（MDB）提出的索赔，风险权重为0%。同时，零售贷款包括信用卡，透支，汽车贷款，个人理财和小微企业企业，风险权重为75%。如果以住宅抵押担保债权，则风险权重为50%，但是商业房地产担保的债权具有100%的风险权重。类似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五十至七十四条中也有对风险权重的详细要求。
资本要求是针对数个资本比率的规定，例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
通常情况下，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可以被认为是安全低风险的，并且可以基本满足监管要求。
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计量可以利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覆盖率，计算如下：
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非系统性重要银行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同时商业银行需要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风险加权资产的2.5%作为储备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这意味着在加入储备资本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至少为7.5%。同时办法增加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暂定为1%，如表一所示
表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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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系统性重要银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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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一级资本充足率（%） |
资本充足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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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8.5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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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重要银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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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一级资本充足率（%） |
资本充足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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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9.5 |
11.5 |
目前采用宏观审慎评估（MPA）来形成三类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即国家性，区域性和普通机构。如表二所示；
表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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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 |
传统五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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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 |
各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商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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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机构 |
股份制银行及其它 |
根据我国五大国有上市银行近年的公开披露数据和欧盟主要银行的披露数据显示（见图一），截止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高于欧盟同期水平，这表明在核心一级资本的监管上我国相比较欧盟国家更为严苛。同时对比平均资本充足率（见图二）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上略低于欧盟水平，但是在2018年将数据提升到15.41%十分接近当前欧盟水平，根据目前银行业严格的监管程度可以预测在2019年各银行的财报中，我国商业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将超过欧盟同期水平。
图一银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较
图二中国与欧盟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比较
接下来的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覆盖率的比较。本世纪初期由于监管法规的不完善我国经历了一段不良贷款率较高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07-2008年，在这期间我国加强了对对信用风险的控制降低了不良贷款率。近五年来随着监管的不断加强同时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快速增长使得我国不良贷款率已经远低于欧盟同期水平（如图三所示）。
图三中国与欧盟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比较
接下来就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而言，在2007年之前中国的拨备比率低于欧盟，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由与银保监会（原银监会）的新资本要求的到来，2013年平均拨备比率达到了282.72%的最高水平，而要求拨备覆盖率应为少于150%。与此同时欧盟内部主要银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始终在70%左右徘徊。（数据来源：各商业银行财报）
总体而言，中欧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状况，中国开始采用巴塞尔协议的标准要晚于欧盟，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还相对不完善。但是近年来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快速增长，银行业的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法律法规也变得更加严格和成熟。
基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1.银行业的严格监管是确保商业银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有效的监管下，才能防止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悲剧。目前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中国作为中高收入水平的新兴市场的代表，商业银行的稳定显得极为重要，在当前去杠杆的大形势下，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监管制度以应对外部第三方监管部门的要求，加强风险管理，转变运营思路，实现风险收益和资本的平衡。面对放缓的经济增速和盈利能力的下滑，银行业需要调整自身业务结构，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大力发展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同时通过金融创新开发新新业务以谋求收益的最大化。
2.目前的监管要求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较大的资金压力。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更加严格于巴塞尔协议III，从表面上看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有助于银行业的平稳发展。但是我国属于刚刚迈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速将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而经济的增长和信贷的扩张紧密相关，当前的主要经济目的在于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同时需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这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目前银行业监管在部分指标上过于严苛，使得银行不得不持续补充其核心资本，在对银行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的同时也影响着经济的稳定增长。
3.过高的安全边际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所公布的被监管数据来看，距离银保监会所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底线有较大安全边际。根据监管的要求，商业银行需要持有大量高流动性资产例如各种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等，但是从持续盈利的角度讲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的资产收益率势必要远低于一些公司证券和资产担保债券。但是为了满足监管的要求银行会更加倾向于风险加权系数为零的证券，即便是部分公司债券和资产担保债券拥有极高的评级和较低的风险，银行也不会更倾向于持有，从而导致银行收益的下降。从正文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五大行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欧盟几大银行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却逐年下降，这意味着随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确收到了一定影响。
4.现有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压缩信贷并且放慢扩张速度，对社会造成较大对资金缺口同时人为造成银行业发展的瓶颈。面对目前高标准的监管要求，银行的一级资本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面临极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对于已经上市的银行而言可以通过定向增发，发行优先股等方法补充其资本，但是我国绝大多数银行不具备这一条件。对于广大的非上市银行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业务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银行中间业务以减少对资本的需求，同时仍需要削减信贷额度并且放缓扩张的速度以达到节约资本的目的。但是无论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还是削减信贷额度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全社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完成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这与去杠杆的要求并不矛盾，企业需要加大在提高生产质量，增加生产效率上的投入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而现有的银行业监管政策注重的仅是如何降低社会杠杆，对于如何协助产业的转型升级考虑较少。
基于以上结果文章认为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监管法规过于严苛，其数据指标设计之初所确定的标准甚至高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要求，对于高度发达的同时经济增速相对较为缓慢的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成员而言，需要较高的监管标准以避免风险的发生。但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较高的监管标准反倒会占用大量的银行资本，阻碍信贷的扩张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苛刻的监管标准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损害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都不利于经济长远的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银行业需要降低行业监管标准，至少资本充足率相关数据降低到与巴塞尔协议III同等水平，同时各商业银行需要自发通过操作将各自目前偏高的被监管指标降低，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各项业务盘活沉淀资本，以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加对高新科技企业，制造业企业甚至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在释放资金以降低自身沉淀资本的同时，可以以较低风险刺激目前增长放缓的经济发展。
2.在释放资本的同时，风险的管控和对于对资金流向的监管显得十分重要。对于风险的管控可由央行建立统一的背靠大数据的风险控制规则，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兴发展建立系列风控模型系统的降低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和央行需要更加密切的监管资金的流向，阻断资金向高风险高杠杆产品的流动渠道，严控资金进入当前面临较高风险同时被严格管制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等。
3.通过新兴科技扶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减少资本占用，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例如建立统一便捷的支付结算平台，将目前已经被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分割的移动支付市场重新整合。使用银行自身所拥有的庞大客户数据库，通过先进的算法和存储方式打破原本由银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以实现真正的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方式的方便快捷的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1]Kara， G.I. Bank Capital Reg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at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R]2016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No. 2016-057.
[2]XIaoshan Feng， Biwei Guan， Tomas Tichy.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Germany with Special Focus on
Banking and Insurance Industries[J].Argos， 2019,75（36）:285-295.
[3]Cucinelli， D. et al.Credit risk in European banks: The bright side of the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8, 93:13–229.
[4]陆岷峰，周军煜.中国银行业七十年发展足迹回顾及未来趋势研判[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05-19.
[5]Kim， T.，Koo，B.and Park， M.Rol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nancialcrisis[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3,9（4）:662–672.
[6]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S]，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7]陈斯佳.透过次贷危机看巴塞尔协议的改革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D].山东大学.2011年.
[8]张英男.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分析.北京金融评论[J].2016,6:53-59.
[9]陆岷峰等.关于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的缘由、内容及对策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03）:35-41.
[10]欧阳文杰等.新时期商业银行监管框架重构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03）:28-34.
[11]陆岷峰等.金融科技在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中的运用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01）:15-24.
[12]陆岷峰等，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相互赋能与共生发展策略研究——基于科技、金融、经济生态圈视角[J].金融教育研究，2020（01）:01-10.
[13]陆岷峰，王婷婷，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资产经营与管理战略研究[J].西南金融，2020（01）:16-26.
[14]陆岷峰等.“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间金融冲突及融合机制研究——基于金融文化的功能及运用模式思考[J].金融理论与教学研究，2020（01）:03-10.
[15]陆岷峰等.基于数字银行背景下的数字员工管理研究——兼论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的影响与对策[J]西南金融，2019（11）:08-20.
[16]陆岷峰，欧阳文杰.中国房地产与房地产金融七十年运行轨迹、经验与展望—兼论房地产去金融化[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05）：05-30
[17]欧阳文杰等.中国民间投资七十年发展历程、启示及展望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01-08+21.
[18]高伦等.基于合作博弈理论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为例，[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10-17.
本文来源：金融界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