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一份题为《在呻吟，地产商们也在为各自的利益而频频发出各种言论，前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房价下跌，而后者亦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认为房价还会升。
这两种观点事实都是极端的，我个人从来都坚信，人类社会从属于我们赖以存在的大自然，那么其必然也得遵循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那么什么是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呢，天有阴必然有晴，有黑夜必然有白天，有生必然有死，这就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故此我个人认为，经济有繁荣那么必然有萧条的，有上涨也必然会下跌。如果一个社会其经济有好有坏，有繁荣有萧条，我们认为这充分的说明了它是依循自然规律运行的，是正常的。反之，我们才应该视之为非正常的。同理，我们可以大胆的放言的是，这个世界不会存在只升不跌的房地产市场。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想当然的认为中国的房价将会下跌这也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念头，这于面对现实的无奈而期望于乌托邦一样的荒诞。马克思教导我们：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我们姑且抛开迷信GDP的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依赖这一要素，单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就可告诉我们，中国的房价15年内的大趋势只会看涨。
所谓的经济学其实也无他，无非是买和卖而已。有人买并且买的人很多，那么卖价自然能够坚挺。如果买的人少的很，甚至没有人买，那么卖价再低市场也形成不起来。但可惜的是，生为人却不得不面对四大件：衣、食、住、行，这也又决定了房地产与食品行业一样是个刚性的不能够再刚性的行业了。
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现了自1953年开始到1983年为止的长达30年的生育潮。有学者将这视为一个生育高潮，我个人认为这是不严谨不精确的。从对生育起决定性影响因素角度分析，我个人认为将这30年分为两段来看是比较合理而科学的。
第一个生育高峰：应该是1953年到1958年这5年，这是一个和平而欣欣向荣的好时期，也正是这种氛围和经济社会环境，使那些由于经济萧条和长期的战争而推迟了生育计划，我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基于的理由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这5年是战后我国经济政治状况最为有序的5年。
而到了1958年，反右倾风和3年自然灾害、中国与苏联的交恶及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又从有序回归到无序的状态中，但这25年内，在饥荒和纷乱中，我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减缓的现象，综观古今中外，这种现象即使算不上独一无二，至少也是罕见的，而对这一现象的促成，最大的因素应该莫过于当时人们对毛泽东的非理性崇拜，及对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得益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描述），这样自然使得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的理论有了市场。这个混乱无序时期的反常现象我把它归为第二个生育高峰。
前面已经论述过了，我国自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这期间婴儿出生率极高，到2010年（并将持续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商量巨大的年龄介入35--55岁之间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对储蓄市场（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原始性储蓄市场）有着很旺盛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将会演变为导致储蓄市场变化的主要作用力——当人数最多的那代人觉得需要增加储蓄时，他们对储蓄工具的竞相需求，自然会抬高他们所针对的储蓄工具的价格，比如：股票、房地产、债券的价格。反之，当这个人群觉得需要减少储蓄时，他们的卖出行为也将降低这些储蓄工具的价格，这就是生命周期储蓄模式概念中的长期资产价格与人口分布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原则。
日本的例子证实了这点。最近在网上热传着一份‘房地产崩盘时间表’。它回顾日本1985年~1991年房地产市场走势，发现与中国2005年~2008年房地产市场走势颇为相似，最后更预言中国房地产会在明年崩盘。但我预备说的是，这份崩盘表实在不可要领。原因是它忽略了生命周期储蓄模型这个基本要素。”
其后，我又于《姜副市长骨子里的小农意识》一文里，再次重申了我的这一观点。在这篇同样以“光明日报-光明网”评论员身份发表的文章里，我这样写道：
“另外基于生命周期储蓄模型这个基本要素，刚性需求的客观存在对房价的影响。我国自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这期间婴儿出生率极高，到2010年（并将持续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年龄介入35--55岁之间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对储蓄市场（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原始性储蓄市场）有着很旺盛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将会演变为导致储蓄市场变化的主要作用力。当人数最多的那代人觉得需要增加储蓄时，他们对储蓄工具的竞相需求，自然会抬高他们所针对的储蓄工具的价格，比如：股票、房地产、债券的价格。”
本文来源：金融界网站 
